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美国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入分裂和对立。

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废除对堕胎权的联邦保护，随即掀起滔天的抗议声浪。

7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保护女性堕胎权利的行政令，以图降低判决的影响。

围绕堕胎权的对抗正在开始，而这只是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缩影。

假使分裂进一步加剧，结果难以预料。

两百多年行之有效的美国民主制，似乎陷入了政治分裂危机中。

与这场危机共同暴露的，还有美国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

这种不平等现象，是全球性的。

只是在多元民主社会里，它以一种公开而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了世界的面前。

关于社会发展模式，人们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

但在一个自由而多元的社会，不同人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也应该是自由且多元的。

这些观点能够和平共处，是因为存在一个包容性的民主框架。

例如，备受尊崇的宪法，百年的民主传统，这些是美国的作为多元社会良好运转的前提条件。

只要民众对这些框架抱有信心，彼此的差异就能在对话、商谈，以及正式的法律程序中得到调节。

美国两党的政治理念，表明上分歧很大，但恰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制衡。

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往往主张支持市场自由竞争，支持小政府，反对福利救济。

它更倾向于将收入差距问题归因于个人选择，而不是像民主党那样，归因为制度、结构缺陷。

因此在共和党看来，经济不平等并不是个需要用政府调控手段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给每个人充分的自由。

让个人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进取、投资等方式实现繁荣。

共和党觉得福利制度是有害的，因为一方面它让一些人不劳而获，依赖政府施舍，损害了人的尊严。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需要从诚实辛勤的劳动者的那里征税，补贴懒惰者，相当于对勤劳的惩罚。

而缩小经济不平等，则是民主党关注的焦点。

民主党往往更强调，每个人在受教育、体面的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方面享有的权利。

他们认为，增加再分配和减少不平等，有助于提升经济成长的潜力。

民主党选民支持政府发挥矫正作用，也是寄希望于它可以改善不利者的处境。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种不同的立场，拓展了政策的空间。

也为选民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想要更多的平等，还是更多的自由，都是可以的，它们只是个人的偏好问题。

在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里，它们都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和平共处，相辅相成。

但是，多元社会保持和谐的一个前提，是不能有太严重的不平等。

因为经济收入不平等会对民主制度造成损害，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21年5月刊登的一篇研究就认为，收入不平等与政党的立场极化具有正相关。

一方面，收入不平等极化了选民，会使得选民更加坚定地支持符合自己经济立场的政党，拒斥相反的立场。

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也让政党更加倾向采取极端立场，迎合特定选民。

例如，为了分散选民在经济问题上的注意力，美国的两党更可能在堕胎、枪支、移民等引起分裂的问题上摆出对抗的阵势。

而且，当经济状况整体上不理想的时候，不平等也更容易加强社会心态两极分化的倾向。

最终，民主制度也会遭到整体性破坏。

因为，与其说不同群体的利益被政党所代表，所支持，不如说它们的激情受到了政党的人为操纵。

于是，民众的真实利益诉求无法传达，政治观念的极化也会陷入自我加强的循环。

社会会越来越缺乏包容性，不同群体不仅相互隔绝，而且情感上也相互对立，没有了正常商谈的空间，难以调和。

平等和自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能够保持良性的平衡，对社会无疑是有益的。

但如果崇尚平等的民主党，与自己的宗旨出现背离，对于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加控制，那么就会为社会极化现象推波助澜。

在我们的印象中，民主党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就比较重视提高福利，征收财富税，社会进步和平等等问题。

帮助弱势者，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在民主党的政治议程上的优先度很高。

但实际上，民主党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并没有那么言行一致。

民主党持守的价值观，相比它的实际做法存在相当的差距。

例如，民主党一直声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富人承担他们应支付的税收份额。

可是，我们却看到，当民主党人实际成为总统、成为国会多数时，他们却可能在给超级富豪大幅减税。

2021年11月，民主党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更大幅度的州和地方税（SALT）减免计划。

核心是取消原来对于州和地方税的10000美元的减免额度限制，减免多少，上不封顶。

这项政策会让高收入者获得更多税收减免。

收入最高的20%，特别是0.1%的富人，会是主要受益者。

而且这些人集中在民主党所在的富裕州，如加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等。

据估计，根据这项政策，三分之二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能够获得减税。他们的平均减税额将超过1.6万美元。

然而，这项政策对劳工和中产阶级则几乎毫无帮助。

民主党的减税幅度，甚至可能超过之前川普的此前的减税计划。

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民主党回应的，是那些捐助民主党竞选基金的富人。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被指责从富有的亿万富翁那里获得大量竞选资金。

然而，根据《泰晤士报》的分析，接受索罗斯（George Soros）这类超级富豪捐款最多的，不是共和党，而是民主党。

而且，《泰晤士报》还表示：

「在2020年，与民主党保持一致的15个政治最活跃组织，在竞选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相比之下，与共和党一致的15个政治最活跃的组织，花费了大约9亿美元。」

2020年大选，前50名个人捐助者中有24名捐赠给了民主党人，华尔街的资金也更多流向了民主党人。

2016年大选前，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77%的民主党支持者表示政府为富人做得太多。

认为政府在帮助穷人和中产上做得不够的比例，分别达到76%和62% 。

对民主党政府态度的这种反差，无疑构成当年希拉里落败，川普胜选的基本背景。

后者的口号是复兴有利于蓝领和中产的制造业。

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11月一项调查也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已经与大多数人的关切脱节。

许多人日益对民主党表里不一的背叛感到沮丧。

而民主党对不平等问题的忽视，不仅体现在联邦，更体现在民主党管理的城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州和地区的层面，民主党管理的地方的贫富差距也更为严重。

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对美国各州的不平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从 1989年到2014 年，不平等增加最严重的州是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等。

所有这些州都在2016年都支持民主党的希拉里。

在不平等增加最小的20个州中，有18个州都投票给了共和党的川普。

美国较大的城市往往长期掌握在民主党手中，而它们恰恰是美国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方。

例如它们提供的经济适用型住所往往更少，教育补助差距更为严重。

许多民主党管理的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大量无家可归者的营地，乃至粪便和针头。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住房危机。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2018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全部租户中有17%，即730万户要花一半以上的月收入支付房租，沿海大城市尤其如此。

例如，纽约作为美国富裕的象征，其灰暗的另一面，是越来越难以负担的住房成本。

对1975年的纽约上班族来说，花在房子上的钱比起今日，要低得多。

当时卖五万美元的公寓，现在可能要几百万美元。

当时每月500美元的房租，现在可能要5000美元以上。

在洛杉矶，现在单户住宅的房价中位数，大概为80万美元，旧金山的单户公寓每月租金大约是3300美元。

这样的价格甚至对很多中高收入的白领也是难以承受的。

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房屋的供给不足，这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人为造成的。

民主党不仅没有改善这个问题，还在通过分区规划、建筑规范、批准程序等方式，限制低廉住房的供给。

典型的民主党州：加利福尼亚州，有全国12%的人口，却有高达28%的无家可归者。

随着来到加州的人不断增加，政府审批的住房数量却在下降。

对于有限的土地，政府更多地用来建造那些高档住宅。

因此，在加州，可以看到一排排的独栋高级别墅与整齐的草坪。

相隔不远的地方，则是帐篷、房车、街头流浪汉。

这是特定政策的结果，政府完全可以支持在土地上建造高密度的公寓大楼。

但加州的市政规划，总体上仍以单户住宅为主，在大部分地区，开发商不能建造公寓楼和联排别墅。

如果政府改变分区的规划，很可能会遭到附近社区住户的抵制，因为会降低他们的房产价值。

这些抵制，在加州和美国都非常常见。

例如，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帕洛阿托市（Palo Alto）原本的规划以单户住宅为主。

而湾区拥有大量工作机会，新人源源不断地涌入。

过去八年，旧金山地区增加了67.6万个工作岗位，但增加的住房单元则只有17.6万。

为了解决人多而住房不足的问题，容纳更多的住户，帕洛阿托市议会投票决定改变部分的分区。

他们打算将一个两英亩的地方，从一个低密度住宅区，改造成面向老年住户，可以容纳60单元的综合体。

但帕洛阿托区的居民不愿意。

道理显而易见，低密度，意味着社区更安全、更和谐。扩充人口的话，意味着分走资源的人会更多。

他们集体行动起来，投票反对建造更多新房屋的举动。

显然，这些民主党选民的实际行动，并不符合他们宣称的价值理念。

因为，他们真的「有一头牛」。

结果人们会发现，民主党承诺了很多动听的改革，但实际上改变的东西很少。

以住房为标志的分化，已经成了典型的大城市现象。

缺乏可以负担的住房，对民众来说，最显著的影响是财富难以积累，中产阶级逐渐衰落。

由于城市的高房价对收入的吞噬，许多原本是中产阶级的工作者逐渐退出了这个行列。

从 1970 年到 2012 年，居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比例，从65%下降到40%，而生活在贫困或富裕社区的比例则大幅增长。

也就是说，美国各地的社区正在分化为大面积的贫困社区，以及更奢华和集中的富人居住区。

那里在获得教育和服务资源，以及成长提升机会上具有更多的优势。

当然，不平等最后总会有后果。

表现之一就是民主党城市里更高的、而且还在增长的犯罪率。

2021年，14个由民主党管理的主要城市创造了历年来最高的凶杀案记录。

费城发生了超过550起凶杀，打破了1990年的记录，芝加哥凶杀案达到25年以来最高。

劫车、打砸抢和对警察的伏击式袭击，在其他城市也迅速蔓延。

但对增长的犯罪率，民主党却往往采取对罪犯更纵容的政策，并宣称流浪街头是一项公民权利。

换句话说，流浪街头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权问题。因此，应该为其提供帮助，而不是加以解决。

所以，在很多共和党支持者看来，民主党的目的仅仅是讨好少数族裔选民，谋取政治利益，而非让社会问题得到改善。

民主党，成了富裕的城市居民和较贫困的少数族裔的联盟。

它不需要费力控制贫困，也能通过为其提供便利的方式，从后者那里得到大量支持。

实际上，民主党和不平等的关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2022年3月出版的《落后：民主党解决不平等的失败尝试》一书中，政治历史学家莉莉·盖斯默（Lily Geismer）就指出，民主党在不平等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模糊不定。

在两党格局下，民主党不再是坚定支持穷人利益的政治代表。

而这意味着，对于关心改善贫富差距问题的人而言，民主党或共和党，不再是那么有意义的选择。

这个趋势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

克林顿时期，民主党政府的政策理念就是：帮助穷人可以，但不要让富人作出任何牺牲。

相反，还要更多依赖私人部门解决教育、住房开发等问题。

而莉莉·盖斯默认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加强了富人的优势，并且削弱了穷人的安全保障网。

在这个现象下，更深一层的制度性问题，是政治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关切，在结构上的日益相互脱离。

这使得民主党没能很好地回应民众的需求。

它还造就了民主政治的大敌：民粹。

后者倾向于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正在受到一小撮精英的操弄。

并且不断挑战主流政党和社会的既定规范、秩序，造成宪政危机。

2014年，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剖析。

福山认为，美国民主制的危机，体现为政党代表性不足的危机，即政党更多地代表少数人的利益。

代表性不足的危机，简言之就是政党越来越脱离民众的利益和需求。

美国两党有诸多分歧，但他们都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建立了密切关系。

美国虽然存在强大的规则力量，可以阻止公然权钱交易一类的腐败泛滥。

但福山指出，美国政治中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勾连，往往以恩惠交换的方式重新出现。

这使得利益集团所雇佣的游说集团（Lobbying）得以兴盛。

最近几十年，聚集在华盛顿国会的游说团体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从1971年的一百七十五家注册游说公司，上升到1981年之后的两千五百家。到2013年，注册的说客高达一万两千多人。

这些人依靠个人关系，或为议员提供撰写提案帮助等途径，参与到高层政治中。

而为了连任，国会议员都面临竞选压力，竞选活动需要大量资金。

美国法律学者莱斯戈（Lawrence Lessig）就指出，很多时候，利益集团只需先向议员捐款，然后坐等回报。

根据福山的说法，这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方式。

当然，开启礼尚往来的，也可能是国会议员。他们可以先支持特定利益集团，然后等待竞选捐款的回报。

议员和利益集团的互惠互利，并不一定只通过金钱往来，还包括信息提供、理念影响等。

美国决策过程的关键，是国会的各种政策委员会。委员会里的议员，需要大量内部信息去处理各种不了解的议题。

这就需要国会之外的利益集团，以及专门的咨询人员协助。

这些咨询人员或者说客，可以倾向性提供支持自己立场的信息，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就像福山所说：

「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即使它符合公众利益。」

为什么利益集团在民主国家也会逐渐坐大，并且腐蚀民主的基础呢？

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也认为，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制度，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他指出，随着国家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利益集团会不断累积。

这些集团所进行的不是财富创造活动，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谋求利益。

民众则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他们无法像银行或企业那样，为保护自身利益有效地组织起来。

换言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相较于分散的、数量更多的无组织民众，总是能够获得更多优势。

于是在国会中活跃的利益集团，只代表美国社会中组织能力最强、最富有的群体。

更多的底层的利益没有得到合乎比例的代表。

结果，和平稳定年代里，上层精英的寻租活动会不断增强其优势，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在各类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政党的实际行动，会越来越容易与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公共责任出现背离。

结果，尽管不平等问题在加剧，并且可能超越合理的限度，但对其加以约束的方案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民主政治的关键价值，是让不同的声音和利益需要能自由表达，让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畅通。

前提条件是：政党要回应民众的关切，具体而言则是回应经济利益上的关切。

然而，我们看到，理性自利的政党，也可以回避掉复杂艰难的不平等问题。

转而从种族、堕胎、枪支、移民等议题中动员足够的支持，人为地造成政治、社会的极化。

低回应性的模式，对民主制度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一方面，贫富差距更加没有改善的希望，这种绝望会动员低收入的民众采取更加义愤和极端的立场。

另一方面，民众也更容易因此感到自己的关切得不到回应，政府不值得信任。

这种不信任，会使得原来运行良好的民主制框架遭受破坏。

最终民众会更频繁地挑战共同生活的基本框架。

这个基本框架，在美国主要是宪法确立的原则、界定的权利，是和平共处的基本意愿。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堕胎权这类问题上，美国民众间的共识和对话似乎越来越少，裂痕越来越大，出现福山所说的「政治部落化」。

洛克认为，民众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后，合法政府就是不背叛那些信任它的人的政府。

只有民众及其代表之间相互信任，才能维系这样的民主政府的存在。

政治关系中的信任，和人与人之间默认的信任一样，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

因此，而当民众感到自己的信任已经被身居要职者背叛的时候，他们将会与原来的体制和规则逐渐离心。

于是，我们看到，在不断增长的猜忌和怀疑中，社会分裂的种子也在发芽。

固然，民主制可以让危机的压力得到缓解。

但长期来看，只有遏制不平等的恶化，重塑共同的信任，多元而自由的社会，才能重新获得健康的活力。■